薛涌

　　EthanCouch是得州北部一个富裕家庭的16岁男孩。父亲是一家公司的CEO，在FortWorth和附近的郊区Burleson都拥有房产。2013年6月15日，Ethan和朋友们一起从沃尔玛偷出啤酒，跑到父母在Burleson的房子里聚会，喝得大醉，然后开着一辆小型运货车，载着7名同伴，在限速40英里(64公里)的公路上以70英里(112公里)的时速开飞车，最终失去控制，冲向人行横道，当场撞死四人，另外两人受伤，包括一位从车上被甩出的乘客(估计一生将处于高位瘫痪状态)。

　　对如此恶行，公诉人要求判其20年监禁，但最终法官的判决是10年缓刑和治疗。在此期间，他将去加州一所昂贵的康复中心接受治疗，父母为此要支付每年45万美元的费用。得州是保守主义的重镇，以强调个人责任、严刑峻法(特别是死刑)而知名。如此轻判，在得州的司法环境中自然格外引人注目。不过，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在审判过程中，Ethan的辩护律师雇佣的心理专家Miller引用了“富流感”(affluenza)的概念来作证，称由于Ethan出身于极度富裕的环境，父母对他的教育一直就是富裕可以购买特权，这就使他患上了“富流感”，没有能力理解他的恶行可能导致的后果，进而没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。

　　这可谓是美国版的“我爸是李刚”，而且似乎更“先进”：这话根本不用肇事者自己说，而是可以由重金雇佣的专家替自己说。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所谓“富流感”的专家证词对最后的判决有何影响，甚至Ethan的辩护律师也辩称自己在辩护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词，更不会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，但这轻得出奇的判决，以及心理专家的雷人证词，顿时引爆了公众舆论。许多受害者家属公开表示不满，更有许多人申诉，要求州长将法官撤职，并发起申诉签名。正在竞选2014年得州州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也都出来谴责判决。

　　许多专家指出，这一判决开了一个恶例，在司法系统建立了双重标准。试想，一个穷孩子因饥寒交迫而去偷，就是触犯刑律，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居然有杀人行凶的理由？如果Ethan的恶行全是因为父母教育所致，而非自己责任的话，那么，这样的判决，岂不是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教育？如果富裕真是如同毒品一样带来如此大的危害，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像禁毒一样禁富吗？难道对毒害了孩子的父母不应该提起诉讼吗？

　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美国心理医生协会从来没有承认过 “富流感”可以用作诊断概念。这个词是英国心理学家OliverJames发明的。他通过对悉尼、新加坡、奥克兰、莫斯科、哥本哈根、纽约等大城市的调查，发现贫富不均会导致“富流感”式的心理病症，即过分看重金钱、物质、外表、名气，无止境的欲求导致过度奢华、浪费、债务、焦虑等等。他特别指出，在发达的英语国家，消费主义占据主流文化，这些国家比起欧洲大陆和日本来，心理压力超载的人口比例几乎要高一倍(21.6%对11.5%)。后来他干脆出版了一本书《自私的资本主义》，对发达英语国家的价值观念大加抨击。批评者则指出，OliverJames的这些研究过分感性，像是社会批判，而缺乏心理学所需要的客观性。

　　然而，OliverJames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发明的理论居然被用来为富人辩护。Ethan居住的社区，特别是FortWorth，名列《福布斯》全美最富裕社区的排行榜，中等家庭年均收入达25万美元，几乎是全美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的五倍。如今，美国贫富分化越来越大，奥巴马称不平等是“界定我们时代的挑战”。这样的判决，等于建立了一种“为富难免不仁，不仁需要照顾”的社会理论，刺激人们的仇富情绪。

　　这里的一大讽刺是：比起把个人责任作为成功之明证的右翼来，左翼知识分子对这种保护富人的荒谬理论恐怕更需要反省。他们总是过度强调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塑造，把一切都归结于外来影响，忽视个人的选择和责任。这种倾向，影响到了医学、心理学等领域。许多犯罪行为，被还原为一种心理或生理病症，罪犯一夜之间也成了受害者。这无疑鼓励人们进一步放弃个人责任。

　　贫富分化过大，是否会导致“富流感”这样的社会病？OliverJames的研究虽然带有倾向，但毕竟有着经验性调查的基础，绝非毫无根据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“富流感”在医学或心理学上构成一种病理，并要求社会将“患者”当成受害者来照顾。恰恰相反，社会所能做的，是把这些患上“富流感”的人摆在普通人的位置上，让他们体会对社会基本的义务和责任。

　　(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)